1947年10月，东北战场上正值我军发动秋季攻势，刚刚走马上任的“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左支右绌，无力招架。
16日这天，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的外围，匆忙走来一位身穿的军服的年轻人，领章上面二道黄杠加一颗三角星，赫然是一位少校。巡逻的民主联军战士迅速抬枪将其包围，呵斥其举手投降。
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国军少校一点也没有成为俘虏的畏缩紧张，主动将双手高高举起，任凭搜身，语气中带着亲近对巡逻战士说道： “我是东北保安司令部机密室少校参谋赵炜，代号902，贵党的李克农知道我的身份。”
这个赵炜是谁？902又代表啥？为什么号称“红色特工之王”的李克农会知道他呢？
赵炜是河北廊坊人，1919年出生，由于家境贫寒，十几岁的年纪便背井离乡，外出当学徒，过上了四处漂泊的生活。抗战爆发后，百业凋敝，为了生计，赵炜进入包吃包住黄埔军校桂林分校当学员。当时为了战事需要，老蒋一口气在全国九个大城市开办黄埔分校，而抗战初期。由于日寇凶悍，国共双方的基层指战员都损失非常大，为了补充，不得不把军校的门槛一降再降，不仅包吃包住，对于学历也只需识字即可，故而赵炜能够顺利考进去。
据赵炜晚年回忆，在军校期间，印象最深刻的是老蒋亲自出席他们的开学典礼。1939年10月，老蒋借去衡山参加南岳军事会议之机，专程绕道桂林，出席黄埔军校桂林分校的开学典礼，他穿着中山装，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哪怕时隔大半个世纪，赵炜仍然记得其中的一句话“你们的父母就是我父母，你们的姊妹就是我姊妹”。当时赵炜正好站在阵列的第一排。
黄埔军校桂林分校的学制为一年。次年秋天，赵炜从这里顺利结业，他在一年的军校生活里系统的学习了基本射击、工事构建、地图测绘等技能。按照规矩，毕业时他身着正装，郑重接过一柄据称是老蒋亲赠，刻有“成功成仁”字样的短剑，是为中正剑。
毕业后，赵炜和一部分同学被分配到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他们专门订制了一面锦旗，送给他们的司令长官，新桂系的首脑。李宗仁的司令部当时在老河口市的一间平房里，条件简陋，没有华丽装饰，只摆着一张办公桌，上面放着一部电话机。李宗仁见到家乡来的人非常欣喜，特地拨冗接见他们，握手寒暄过后还特地合影留念。在李宗仁的安排下，他们被分配到战区麾下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第十三军独立团。
说是独立团，可没有李云龙独立团那么深厚的家底，实际上就是一个补充团，武器稀缺，里面都是一群新兵蛋子，而赵炜他们的任务就是训练这帮新兵。就这样过了半年，升任中尉排长的赵炜见始终没上战场的机会，和几个同学一商量，自行脱队去投奔军校的队长。
这位队长当时在陕西的胡宗南部当师长，见到他们千里迢迢过来，还不辞而别，如同逃兵，顿时将他们训斥了一顿，然后勒令他们又回到第五战区。
赵炜一时竟当起了无业游民，第十三军是回不去了，但整天在战区司令部游荡也不是办法，不过所幸军校的同学够多。他又找到在军校里关系要好的同学——在第五战区司令部当参谋的朱建国。
当时赵炜听闻西北军出身的池峰城部第三十五军正在招人，准备前去投奔，朱建国劝阻了他，把他安排在第五战区参谋处绥靖组。
二战期间，只要带有“绥靖”字眼的都不是好东西，这个所谓的绥靖组名义上是做安抚工作的，其实就是专对于我党，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与我党针锋相对的部门。绥靖组日常工作中收缴了不少我党的宣传资料，比如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雄文。
赵炜有近水楼台的便利，闲极无聊时也开始翻阅，结果越看越心惊，越看越深以为然，不由自主在思想上同情我党，接受了我党的主张。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拉着朱建国讨论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的时局。
两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经常看同样的进步读物，又都是满腔热血的年龄，二人的思想不知不觉间发生了重大转变，人生观已经无限与我党趋同。
最先将思想转换成行动的是朱建国。1942年，朱建国被保送到西安的陆大参训班学习，在这里，他眼见胡宗南坐拥几十万大军，却不复东向，而是将枪口对内把陕甘宁边区团团封锁，再联想到自己在绥靖组的工作没有一点与打鬼子沾边的地方，不禁非常失望，在思想上更加认同我党。
最终量变产生质变，从参训班毕业后，朱建国冒着极大风险，偷藏一份百万分之一比例的当见面礼，穿过国统区和敌占区，冲破层层封锁，到达我党的中原军区，中间几经波折，最终在日军投降两天后加入中国。
而另一头，抗战胜利后，赵炜从第五战区的日侨战俘管理处调到东北保安司令部。他从上海坐船到达天津，准备取道天津去东北。在天津，他意外见到了在第十一战区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的朱建国。
作为好朋友，赵炜当然知道朱建国此前已经投了共、入了党，二人阔别几年竟然在天津相见，证明朱建国肯定身负机密任务。他没有多问，直接对朱建国表示：愿意为党工作。
同样作为好朋友，朱建国也知道赵炜打心底里认同我党的主张，甚至自己接触进步读物还是他引导的。他没有质疑，而是特别高兴，为赵炜引荐了我党在北平的地下工作者。
这位地下工作者戴着高顶礼帽，穿着棉袍，脚蹬圆头皮鞋，腋下夹着报纸，一副知识分子的打扮。他对赵炜自称叫石坚，后来赵炜才知道他叫王石坚，会部特工，李克农手下的爱将。
赵炜向王石坚表达了想去延安的意愿。王石坚安抚住他，说延安周围有群狼环伺，很快就要打仗，而以你的资历，去了延安充其量只能当个营长。与其这样，还不如向你的好朋友朱建国学习，在隐蔽战线为党工作。隐蔽战线用好了有时候甚至能抵千军万马。
赵炜最终被王石坚说服。这次见面没有深聊，更没有涉及到党内机密，王石坚只是让赵炜第二天找个饭馆见面。
第二次见面，二人利用吃饭泡澡堂子为掩护，王石坚详细地教赵炜该怎么样开展地下工作，该如何与联络员接头，该如何隐藏自己身份，该怎么样分辨重要情报等。最后在澡堂子泡澡时，王石坚还指着自己身上斑驳纵横的伤痕，说这是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敌人抓住，拷打时留下的。并现身说法让赵炜要严守秘密，死不松口。最后分手时，王石坚告诉赵炜，他直接由中央情报部领导，李克农部长亲自为他确定代号“902” 。
然而讽刺的是，次年王石坚再一次被敌人逮捕，这一次他没有延续上次的坚贞不屈，而是当了可耻的叛徒，出卖了四十多名地下工作者，这中间还包括朱建国。而朱建国被捕后却大义凛然，宁死不当叛徒，最终英勇就义，成为“雨花台五烈士”之一。
1947年3月，王石坚派地下党员刘泽到沈阳充当赵炜的联络员，此时的赵炜因为出身黄埔，已经升职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机密室主管。当时的沈阳治安极严，外地人经常被警察查户口，为了确认和保证刘泽的安全，赵炜找关系为他在司令部谋了个差事，让他住在司令部宿舍，这样就避免了警察登门查户口。
赵炜除了是机密室的主管，因为在军校时学过地图测绘，故而还负责更新司令部的作战动态图。他每天先浏览前线的战报，然后用红蓝色小旗子在地图上标注国共双方的实时控制区，蓝色代表，红色代表我军。
除了每天更新地图，赵炜还负责编写完善东北军的联络簿。上面记载东北地区团级以上军的主官姓名、联系方式、部队番号、部队代号、驻扎地区等信息。当他打电话查岗时，为了保密，相互之间只询问部队代号，比如“9527部队”。联络簿编写好后，由他提交给各个领导部门，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时效，联络簿每月更新一次。
从赵炜分管的这两项工作就能够准确的看出，他对东北军的兵力部署、人员配置、乃至军官信息都了然于心。
刘泽来沈阳不久，赵炜突然得知一条重要情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准备调集4个军共计12万余人在梅河口、三源浦、七道沟、通化、集安、长白山一带与我军决战，目的是占领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根据地，实现其入主东北后拟定的“北守南攻，先南后北”战略。进攻日期初步定在4月初。
赵炜赶忙将进军计划交给刘泽，为便于理解，他还贴心的用便签纸画了一张进军示意图。
这是赵炜第一次为我党提供情报，手法粗糙，漏洞很多，几十年后他想起来仍然后怕不已。根据隐蔽战线的工作守则，情报传递必须加密，但是在天津由于时间紧急，王石坚并没有教赵炜该怎么加密情报，该如何编写密语。而且身为情报员，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直接与通信员非间接接触，应该采用电台或者将情报放在秘密地点等方式传递。
当时的赵炜并不知道这些，他一腔热血，心情激动，恨不得把自己能接触到的所有东西都提供给刘泽，甚至还准备把东北军最新的兵力配备表交给刘泽带走。完全忽视了这本兵力配备表又大又厚，贴身携带根本没办法隐藏。
不过此事过后，上级也考虑到让赵炜直接传递情报太过显眼，便派沈秉权和吕淑兰夫妇在离保安司令部不远的地点找了间房子，安装好电台，当作秘密联络点。为减少接触频率，赵炜每月整理好情报，然后偷偷来到联络点交给沈秉权夫妇，再由他们通过电报发送给中央情报部，经过目后转给东北局研判。
进入1947年以来，在白山黑水间，军迅速陷入到左支右绌的境地，为了改善无兵可用的局面，将驻扎在热河的第十三军调到沈阳，归属东北保安司令部指挥。
十三军刚好有赵炜的军校同学，在十三军军部任参谋。得知老同学来到沈阳，赵炜特别高兴，特地来到沈阳南站，登上十三军的军列看望老同学。
二人久别重逢，自然是心情激动，追忆军校岁月，又相互介绍自己目前的工作生活。聊到兴头，可能声音大了一些，前面坐着的十三军军长石觉突然站了起来，朝赵炜大声喝道：
赵炜见他配中将军衔，慌忙起身敬礼，回道： “报告长官，我是保安司令部的参谋，上车来看望同学。”
退一步越想越气，回到司令部，刚好接到起草电文的任务，赵炜就“公报私仇”，专门给石觉起草了一道命令。
之所以这么起草，是因为在赵炜的印象中，依稀听沈秉权他们聊起过，兰山呈凹字形，地形险要，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在兰山脚下布好了口袋阵，只等鱼儿上钩。
赵炜起草完电文，按程序逐级交给作战科长、参谋处长、参谋长签字，即可生效，发给十三军军部。
第十三军根据相关要求到达请原后，立刻急行军朝三源浦扑去，在兰山刚好钻进我军的口袋阵，麾下八十九师整师和五十四师一个团被我军歼灭。看到头铁的客军在前面踩了雷，周围其他军见势不妙纷纷撤退，第四次临江四县之围瞬间解除。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后，标志着杜聿明“南攻北守卫，先南后北”的战略彻底失败。再宏观一点，让第十三军遭受重创的第四次保卫临江成为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的转折点，从此国共双方攻守易势，我军开启平推模式。
杜聿明因此受到老蒋申饬。受气后他又下命令彻查是谁下了这道电文。但由于这道电文有各级长官的签名，而且从军事角度看着道电文没有一点问题，兰山制高点地势险要，确实应该先占据，只不过谁也没料到我军早已在此布下口袋阵。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取得胜利后，东北民主联军趁热打铁，紧接着发起夏季攻势，从铁路沿线向军困守的城市发起进攻，进而又三战四平。在此期间，赵炜依然源源不断提供东北军的情报。
民主联军围攻四平期间，赵炜被抽调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去开原前线指挥部当参谋。他利用在前线的便利，将困守四平的七十一军的城防配置，兵力部署以及援救四平的军信息一股脑的通过沈秉权上报给中央。
持续一个多月的夏季攻势，民主联军共歼灭敌军八万余人，扩大解放区16万余平方公里，新控制铁路线一千二百多公里，完全沟通了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四片根据地的联系，将军挤压在中长线和北宁线铁路沿线，彻底陷入颓势，而我军则转守为攻。
这其中，赵炜的功劳不可谓不大，乃至于远在西北的中央也知道了这件事，中央情报部特地来电嘉奖赵炜。
1949年9月，新走马上任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陈诚交给赵炜一个任务，让其带着“东北防御作战计划”交给来北平督战的老蒋。赵炜遵令而行，到了北平顺利达成目标，他去北平行辕找许久未见的朱建国。
等到了北平行辕，他得到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朱建国是共党，已经被捕了。赵炜不动声色地往回走，坐上了回沈阳的飞机。虽然是好朋友，但他并不敢保证朱建国会不会招供，他打算回沈阳后就立即通知沈秉权，让其赶紧向中央示警。
回到沈阳，赵炜交了任务。好不容易熬到晚上，赵炜像寻常一样出门溜达，不动声色地踱步到沈秉权居住的联络点。他正准备进去，突然听到一声若有若无地警笛声，紧接着，他发现二楼临街的窗户半掩着。赵炜心里咯噔一下，心知不妙，作为有丰富经验的地下工作者，沈秉权到晚上必然会门窗紧闭，开着窗还怎么发电报？
赵炜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没了，沈秉权大概率是被捕了，朱建国也知道他的身份，现在他暴露的危险已经成倍增长。
赵炜没有多耽搁，雇了辆车，出了南门，就向浑河走去。混合大桥有士兵把守，赵炜不敢被查验。此时已是九月末，东北已经逐渐入冬，他咬着牙，跳下河水，冒着刺骨的寒冷，游到浑河对岸。
然后一路东躲西藏，掩饰行踪，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解放区，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听了赵炜说他是“902” ，认识李克农，虽然觉得难以置信，但民主联军战士仍然如实向上汇报了这个情况。于是逐级上报，求证电报发到中央情报部，很快就收到对方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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